阿里告售假店主索賠140萬 成中國電商首例

權子涵 | 2017-01-04
學者認為,打假需要社會整體配合,結合主動排查及大數據系統持續大規模掃假,加之動輒幾百萬元的索賠,提升整體打假阻嚇力。
學者認為,打假需要社會整體配合,結合主動排查及大數據系統持續大規模掃假,加上動不動幾百萬元的索賠,將進一步增加售假者的違法成本。 
 

阿里巴巴將一間曾出售假冒名錶的網店店主起訴至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以「違背平台不得售假約定、侵犯平台商譽」為由索賠140萬元人民幣,成為中國電商興訴網店的首例;同時,阿里巴巴已經準備一份超長起訴清單,預備向其他售假店主展開持續法律行動。學者認為,打假需要社會整體配合,結合主動排查及大數據系統持續大規模掃假,加上動不動幾百萬元的索賠,進一步增加售假者的違法成本,提升整體打假阻嚇力。
 

一個事實是,電商平台本身並非假貨的源頭,但在線下源頭短期難以肅清的前提下,內地所有電商平台每天都在承受經濟和商譽上的雙重損失。據悉,阿里巴巴目前已經準備了一份超長起訴清單,計劃以違背合同約定、侵犯商譽為由,不惜一切代價對售假店主展開持續追償。
 

事緣,案發前,湖北籍的劉姓男子在其落腳的深圳某花園小區,開了一家淘寶店,聲稱為「Swarovski正品代購店」,劉氏還實際控制了第二被告王氏註冊的另一家淘寶店,專門標榜以折扣銷售施華洛世奇手錶等。
 

冀刑事民事雙管齊下 阻售假者死灰復燃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鄭俊芳對記者表示,該案是被阿里巴巴大數據打假系統發現,已被警方立案,「但我們不僅要把不法分子送進監獄,還要在法律框架內用民事手段繼續追償,讓其出了監獄也不敢死灰復燃。」
 

事實上,淘寶網通過阿里巴巴的大數據打假系統,發現到劉氏及王氏二人的店舖所銷售的施華洛奇手錶存在假貨嫌疑後,啟動了「神秘抽檢」,邀請神秘買手購買的方式在這涉嫌兩店購買有關商品,並將有關商品交由Swarovski(施華洛世奇)品牌權利人進行鑑定。鑑定過後,證實被告銷售的商品存在包裝與正品不符、做工粗糙、顏色異樣等諸多問題,被權利人確認為假貨。
 

2016年8月10日,阿里巴巴聯合品牌權利人,配合深圳市羅湖區警方開展行動,查處了劉氏位於深圳的經營場所,當場起獲並扣查125塊假冒施華洛世奇手錶以及2枚假冒施華洛世奇公章等,涉案價值近200萬元,及後深圳公安亦立案處理。
 

對於阿里巴巴起訴假冒施華洛世奇手錶商家一事上,施華洛世奇指出,樂於與阿里巴巴緊密合作,並讚賞阿里巴巴為擊退平台上的造假者不惜採取任何舉措。施華洛世奇致力於保護品牌商和消費者免受造假者的欺騙行為所害,強調其對打假採取嚴厲取態,並會在全球範圍內持續增加打假資源。與阿里巴巴顯然方向一致。
 

「我們每年花1億的真金白銀進行神秘抽檢,就是不想放過任何蛛絲馬跡。」鄭俊芳表示,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原來蟄居在線下銷售的假貨也開始向網絡蔓延,為此阿里巴巴每年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大數據打假系統每天24小時不停在全網掃描商品信息,並在去年年底組建了平台治理部,專門有2000多名員工全職負責打假,另有5000名社會志願者積極參與打假。
 

鄭俊芳表示,這些售假份子不僅違背了平台與網店《服務協議》中明確約定——不得銷售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或其它合法權益的商品,也破壞了阿里巴巴辛辛苦苦積攢起來的商譽和消費者信任,更關鍵的是,一些不法分子交完罰款、坐完牢又會死灰復燃、重蹈覆轍,甚至其本人受到處罰,但其家人或者利益相關方仍在繼續製假售假。
 

鄭俊芳表示,從新一年開始,阿里巴巴不再只是自己打假,還要聯合全社會力量一起向假貨宣戰,窮盡法律框架內一切追償手段讓不法分子聞風喪膽、望而生畏,「讓他們不但不敢在阿里巴巴賣假貨,也不敢跑到其他電商平台或者線下市場賣。」
 

草擬起訴其他假貨店主清單
 

據悉,阿里巴巴目前已經準備了一份超長起訴清單,計劃以違背合同約定、侵犯商譽為由,不惜一切代價對售假店主展開持續追償。上述案件作為第一案,目前已經將訴狀遞交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等待法院立案,售假店主劉某或因而被索賠140萬元人民幣,並需要在媒體上的顯著位置公開道歉。對於被訴店鋪的消費者而言,阿里巴巴也將按照平台相關規則協助其對商家發起維權。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認為,打假需要社會綜合治理,而不是依靠單一企業的努力,此類起訴行為,一旦結合主動排查和大數據系統,成為系統化、持續性的行動大規模展開,加之動輒幾百萬元的索賠,無疑會成為製假售假者的重磅「緊箍咒」。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助理研究員周輝認為,通過訴訟將進一步增加了售假者的違法成本,拓寬打假機制、提高全社會打假的震懾力。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研室主任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研究員肖志遠認為,傳統的知識產權侵權訴訟,訴訟週期長、舉證責任重、民事賠償額度低、刑事責任追究難且刑期較短,電商平台通過合同前置,在合同中明確約束商家不得售假,不失為一種直接手段,並借此對不良商家開展違約訴訟,有利於落實知識產權保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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