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漢堂報告：以數字循環經濟概念邁向淨零排放
各地政府與組織攜手應對氣候危機，但減碳途上受限於技術、發展及政策等因素，合作進展相對緩慢。最近羅漢堂及一眾國際學者共同發佈《實現淨零排放的數字循環經濟》（Digital Circular Economy for Net-Zero）報告，指出解決氣候危機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途徑，或在於有效結合數字化和循環經濟，加上社會治理的引導。
報告由幾位來自經濟學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共同編纂，包括兩位羅漢堂社區成員—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史丹福大學教授Michael Spence，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Patrick Bolton。86頁的報和內容覆蓋全球目前通過數字化及循環經濟達致淨零排放的現況及挑戰，並探索兩者如何相輔相成。
按此瀏覽或下載《實現淨零排放的數字循環經濟》報告
報告提出數字循環經濟（Digital Circular Economy，DCE）的綜合概念框架，通過將數字化嵌入循環經濟中，使兩個過程相互影響，發揮各自的長處。一方面，數字化帶來的效率提升可轉化為循環經濟的效能提升；另一方面，讓循環經濟可以對各個領域減碳產生足夠快的影響力，從而實現有意義的碳減排。
最重要的是，只有在有意願的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下、和有目的社會治理體系下，通過激勵機制充分打通供應方和需求方，D（數字）和C（循環）E（經濟）的這種積極互動才有可能實現，而社會應該朝向這狀態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實現淨零排放的數字循環經濟》報告提出的數字循環經濟綜合概念框架。
商業創新體現在何處？
為闡述「數字循環經濟」概念，羅漢堂在報告中深入剖析五個在業務和技術上產生創新的商業模式，既有圍繞生產過程展開，又有旨在改變消費以及產品與消費者之間關係的模式，包括：
- 要素循環：使用可再生能源、基於生物的或可完全回收利用的材料；
- 產品使用延長：通過維修、再加工、升級和轉售延長產品使用；
- 資源回收：從廢物或副產品中回收可用資源或能量；
- 共享平台：通過使用、觸達或所有權的協作模式，聚焦提高產品或服務的使用率；
- 產品即服務：生產者保留所有權以提高生產率。
羅漢堂的案例研究表明，即使是成功的商業模式，如二手交易及共享汽車等，若沒有一套規範人們消費和行為的社會經濟體系，可能無法實現淨零排放，向數字循環經濟的轉型不僅需要數字技術變革和創新循環商業模式，還需要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轉型，從而實現全社會參與新的商業模式和數字循環經濟。
碳減排和經濟增長兩項目標可能存在矛盾，例如能源價格需要被大幅提高，以刺激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國擴大對節能產品和服務設計、建造和銷售的投入，從而實現碳減排。然而，為激勵綠色消費而產生的能源價格上漲，也會提高大眾的生活成本，對低收入群體尤其不利。
數字技術提供一個可以緩解該矛盾的方式—通過基於個人碳帳戶的激勵機制，即為消費者提供減少碳排放的激勵。相對於企業實施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和碳定價，個人碳帳戶更側重於需求側，依靠建立社會和道德規範來幫助糾正市場失衡，避免溫室氣體過度生產。
報告又指出，近一半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家庭，但大部分旨在減少排放的公共政策針對的是企業、政府和其他機構，因此個人碳帳戶可以將個人行為在微觀層面上與全球碳減排目標直接聯繫起來。同時，個人碳帳戶旨在增強個人的環境意識，給予直接參與緩解氣候變化的途徑和動機。隨著資訊科技、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大型數字平台的蓬勃發展，推出數字化個人碳帳戶壁壘已大幅減少，並似乎成為一項順應時代的措施。
報告以高德地圖在北京推行的綠色項目作為例子，指出項目通過改變消費者對個人碳減排的態度和行為，從而促進從私家車使用向可持續交通的轉變，而創新之處在於：
- 高德地圖不僅可以提供實時導航服務，還可以作為一個網約車平台，連接數百萬私家車用戶和乘客，從而實現規模效應；
- 該項目將公共交通數據，例如地鐵、公交車和火車乘客量數據與私人交通數據相結合，提供各類交通出行手段全貌；
- 高德地圖中累積的個人碳信用與外部碳交易所相連，經認證的用戶碳減排數量可在北京綠色交易所進行交易。
而高德推出的「出行即服務」項目是一次相對成功的嘗試，並已進入到相對成熟的階段，原因在於高德擁有相對廣泛的用戶群和一個精密且可持續的商業模式。不過，報告指出其他城市可以藉鑑很多經驗，如何因地制宜的規劃和推行，將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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